章學誠(1738~1801)，字實齋，浙江會稽(今浙江紹興)人。生於乾隆三年，卒於嘉慶六年，享年六十四歲。是清代的史學家。
幼年的章學誠並不是個聰敏清俊的孩子，他資質略為魯鈍，身體也不很健康。他的父親章鑣，雖是乾隆七年(1742)進士，但直到乾隆十六年(1751)，才因舉薦而授任湖北應城知縣。章學誠也隨著父親，舉家遷往湖北應城。 來到應城之後，章鑣為章學誠延請了家庭教師，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，嚴格教育著章學誠。儘管他並不喜歡這樣的學習方式與內容，但卻也因此，幫助章學誠發現自己真正的志趣、奠定他治學的方法與信念。《章氏遺書》記載著，章學誠在父親和塾師的嚴格督促之下，發憤苦讀。塾師柯紹庚對他的評價是：「資質魯鈍，而好深思。」可貴的是，章學誠始終孜孜矻矻，苦讀沒有怨言。
　　二十歲以後，章學誠第一次接觸了《應城縣誌》。激發起他莫大的興趣，也從此開啟了他在史學領域的研究之路。當中，明代應城人士陳士元，著有《灤州志》、《孝感縣誌》、《宋史》等書，更是啟發了章學誠對史學的高度熱情。他覽遍這些書籍，同時還以讀書心得寫成評論文章(《文史通義》中，就收有〈書灤志後〉一文)。 不但如此，章學誠甚至開始嘗試著自己撰寫史書，建立體例與義法。他取材于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等書，從編年體改編成紀傳體，名曰《東周書》。過程中樂此不彼，達三年之久。可惜因為父親與塾師的要求，他不得不暫停此類創作，專心準備科舉考試。
　　只是章學誠的科舉之路，也走得並不順利。七次鄉試落榜。乾隆三十年(1765)，第三次落榜之後，章學誠前往京城，師事大學士朱筠。因著這層緣故，他得以盡覽朱筠家中，豐富的藏書，並與往來朱門的學者們，相互論學。此後，他隨著朱筠督學安徽，結識了延學誠、邵晉涵、洪亮吉、黃景仁等安徽學者。又在寧紹台道(今浙江寧波) 馮廷丞署中，認識了戴震、汪中兩位極富盛名的學者。在與這些學者論學的過程中，章學誠更加堅定了，自己的治學路數與學術立場的抉擇。
　　乾隆四十二年(1777)，章學誠參與編修《永清縣誌》，雖然這只是一本地方志，但章學誠卻因此有機會，第一次的，實踐自己的史觀，包括「編史的體例」與「寫史的義法」。同年秋天，他鄉試中舉，隔年中進士，不過並未獲得朝廷授予官職。此後，章學誠為了生計，輾轉各地謀職，曾在定武、清漳、蓮池、文正等書院講學。也曾應聘進入湖廣總督幕下，協助編纂《續資治通鑒》等書，後又擔任《湖北通志》的總編纂人。嘉慶五年(1800)，章學誠雙目失明，生活貧苦。次年過世，埋葬在山陰芳塢(今浙江省紹興市附近)。章學誠一生纂修各類地方史志十餘部，並撰寫了大量的志評著作。較為人知的，是《湖北通志》、《和州志》、《永清縣志》、《亳州志》。在修志的過程中，章學誠的關注重點有三個層次的轉變。由「方志的藝文著錄」轉為「方志的保存掌故」再變為「方志的〝志〞體與掌故分立並重」。由此創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義例，提出了方志分立三書的主張。《方志立三書議》可以說是章學誠所創立的方志學之精義所在，它的提出，標誌著其方志理論的成熟、修志體例的完備和方志學的建立。
　　《文史通義》則是章學誠史學理論的具體呈現。儘管在章學誠生前，此書沒沒無聞。但在百餘年後，此書開始受到重視，影響也越顯深遠。《文史通義》有內篇五卷，外篇三卷，書中最經典的，是「六經皆史」的概念。強調「治經」必須結合「考證史料」與「發揮義理」。將治經引向治史，大大的提昇了史書的價值。
　　同時，《文史通義》書中也提出相當多，與文學有關的見解。對於當時盛行的「義法說」、「性靈說」，多所批判。強調寫文章必須態度懇切、情辭真誠。從事文學批評時則以設身處地、通情達理為宜。而要寫出一篇好文章，必須從四方面來涵養。一是讀書養氣，二是博古通經，三是親師近友，四是取材求助。
　　綜觀章學誠一生，經學上，是清代考據之學邁向昌盛的時期。文學上則有方苞、袁枚等文學名家籠罩著。而章學誠對這兩門學科的治學學風，都持有不同意見。他由治史入手，力圖矯正「重經輕史」的偏失。反對漢學家一昧求古，主張以史學來經世致用。「知史意、闡發義例」都是他所強調的。又提出「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」的目錄學思想，建立了較為系統的歷史學和目錄學理論。
　　可惜的是，章學誠的觀點，與當時學術圈的主流思想不合，也沒有得到重視。遲至晚清，才開始受到注意。民初時，日本學者內藤湖南，編纂了《章實齋先生年譜》，後經過章太炎、胡適、梁啟超等學者的推介，才逐漸為人所知。後人將章學誠的作品與書信，編輯成為《章氏遺書》。


撰稿人：李慈恩